日期：[2013年8月9日] 版次：[RB14] 版名：[文化中国] 稿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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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一張哥特式教堂的照片，右下角有個二維碼，“掃一掃”，湛江這座廣東沿海城市百年的歷史故事就撲面而來。 “提起湛江就想到湛江雞，沒想到它原來是歷史上的廣州灣。無意探秘了一段新旅程。”參觀者說。
以上一幕發生在展覽“保育之匙2”上，該展覽展出藍田計劃(廣州)、佛山口述史小組(佛山)、廣州灣青年會館(湛江)等廣東省內文化保育團隊的項目成果。
近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興建摩天大樓與保護古老建築之間的矛盾甚囂塵上，全國各地誕生了數個民間文化保育計劃或團隊。放眼廣東，省會廣州有“藍田計劃”、恩寧路小組等，而珠三角、粵西、粵東的二三線城市也陸續出現諸如佛山口述史小組、新會文化會館、廣州灣青年會館、汕頭手繪地圖等由年輕人組建的文化保育團隊。
“二三線城市出現保育是個挺有趣的現象。”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一書的作者葉蔭聰告訴南都記者，文化保育很重要的一點是草根性，不只在大城市發生。 “每個人從小的地方開始講自己的歷史，歷史更紛繁、多面化，這意味著衝擊了以往由官方修訂的歷史。”
究竟廣東二三線城市的文化保育團隊有著怎樣的保育之道？這群人身上又有怎樣的故事？文化保育的鼻祖香港又有何經驗值得借鑒？本文以廣州灣青年會館、佛山口述史小組、香港油麻地活化廳為例，為你揭秘。
1、廣州灣青年會館：從尋找城市記憶開始
去年5月，一組“湛江鋼鐵項目獲批，市長親吻寶文件慶祝”的照片傳遍大江南北。湛江，這座粵西城市霎時備受關注。
湛江，舊時稱廣州灣（法語：Kouang-Tchéou-Wan），1899年11月，法國與清政府簽訂《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租借湛江40餘年，對外貿易曾繁盛一時。如今，當地留有大量法式建築，街道上的古井和上百年的法國楓樹，愛國資本家興建的建設旅店，哥特式的維多爾天主教堂等，佐證了曾經的歷史變幻。
2011年，廣州灣青年會館誕生。顧名思義，這是一群出生於湛江的年輕人、為了尋找湛江城市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而成立的組織。
“起初只是幾個高中同學想做場攝影展玩玩，作為大學畢業禮物。沒想到消息發布後，大家投稿熱情高漲，收到200張照片。”廣州灣青年會館發起人“多拉”表示。 “尋城記”順利在廣州灣攝影展在深圳舉辦，展出了40張湛江老建築的照片。 “對比起同期開放的通商口岸青島、廈門、上海，廣州灣歷史在中國近代史的中相關的研究成果是很少，我很好奇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段歷史的空缺。”多拉說。
25歲的多拉，畢業於深圳大學經濟系。 “多拉”是暱稱，因為自小愛看日本機器人動畫片《黃金勇者》，更愛男主角里贊多拉，初中的小伙伴們就這樣叫他。在多拉外公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每日陪外公飯後在湛江的老城區赤坎區散步，聽外公講赤坎的變化與遺留。他還找來梁政海的《南天舊影》、前湛江市博物館副館長葉彩萍的《廣州灣記憶——近代建築篇》的書，系統認識這片出生地的歷史。
多拉第一次接觸到“保育”的概念，緣於香港天星碼頭事件。 2006年香港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中，政府把有48年曆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及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此舉引發香港部分民間團體和市民不滿，引爆大規模上街遊行。天星碼頭無疑是香港保育運動的進程裡一個重要符號。
“這個事情告訴了我什麼叫做一個城市的記憶。每個城市肯定有其標誌物與故事，天星碼頭只是香港的事，其他人也可以思考自己城市。”多拉說。無獨有偶，這一年年底，廣州低調推行首個舊城改造項目，意欲拆除恩寧路。香港的經驗或多或少刺激了廣州民意，廣州紛紛成立恩寧路學術關注組、廣州舊城關注組、荔枝會館等以80後為主的文化保育群體，為保護恩寧路而抗衡。六年過去了，原先的“基本全拆”的思路為“基本保護”的思路所取代。
多拉很希望家鄉有一支固定的文化保育團隊，不只是辦攝影展。 “我對成員們提出想法時，有人覺得很值得做，也有人怕興趣變負擔。我的反應是，夢想總是伴隨著責任，就盡力說服不同意的人。”除了發起人多拉外，廣州灣青年會館創建團隊還有4位重要成員，用多拉的話形容是他們各有所長，屬於“中產階級，有穩定工作，經濟獨立。”
譬如，曾在旅遊機構、傳媒公司工作的CC剛被推舉為館長，理由是衝勁十足、有想法，人脈資源廣泛；韋華是個“技術工”，負責新媒體工作；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研究生蘭豬是個“學術女”，提供學術方面的顧問及指導；畢業於中山大學新聞系的阿倫負責電子雜誌《我地》的主編工作。如今，核心成員發展至11個，會館逐步壯大。
三年來，這群人從當初只是單純希望辦一場懷念家鄉的影展，“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到成立廣州灣青年會館，再到創辦湛江本土文化讀物《我地》，再到現在謀劃的會館實體店——從懷念到行動，這戲碼變成了“中國合夥人”。
“尋城記”廣州灣攝影展一站接一站，從深圳，湛江，到現在的廣州，下一站是香港。 “如今在廣州展出的《保育之匙2》，這是我們第一次正式接觸外界。”廣州灣青年會館館長CC表示，並不像前輩藍田計劃實踐下鄉那麼深入，廣州青年會館尚處於保育的第一步，尋回廣州灣的歷史、在思想上引導保育是他們的願景。
團隊定位清晰。他們不會過問寶鋼落戶湛江這個備受爭議的項目，無謂以卵擊石。 “湛江有環境保育的民間團體，他們會有更多專業背景去關注這方面的事情。我們希望專注在歷史文化保育。”多拉解釋。保護五號古碼頭便是一例。
今年7月底，湛江赤坎區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古碼頭遺址五號古碼頭被拆，激起民憤。廣州灣青年會館聯同另一個團體廣州灣研究會的專家通力合作。廣州灣研究會今年才成立，是一跨行業的文化保育組織，研究會成員有來自湛江日報社、湛江黨史辦、文化局的專家，甚至有湛江師範學院的教授，平均年齡50歲，不擅長電腦。
青年會館利用新媒體，在網上傳播“古碼頭是重要的歷史文化見證不應拆除”的消息，廣州灣研究會則對湛江晚報、電視台曝光。很快，輿論壓力像滾雪球般湧向政府，街道以及文化部門及時出面製止這場拆遷。可古碼頭已被拆得剩下四面牆。
多拉常被問人到，為什麼要保育？古碼頭一事讓他對保育有了自己的結論。 “湛江政府出台歷史文化街區規劃，把古碼頭列入重要項目'湛江人文一日遊'的核心線路。但建築太多，破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即使不破壞，丟空它，自然日月風化，本身也是一種破壞。”究竟怎樣才是行之有效的保育？他希望向台灣、香港取經。 “譬如香港歷史建築活化夥伴計劃，（政府把）保護的建築開放給香港的機構、社團，讓大家投票，商討怎樣把建築改造成與現代城市融合在一起，這個模式挺吸引人。'保護'只是保留下來，與城市居民斷了線；'保育'是保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
廣州灣青年會館擅於利用互聯網造就影響力，通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台傳播理念，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們所從事的文化保育工作。 “不少湛江人，尤其是在外的年輕人，通過我們的平台了解湛江政府、民間在保護古建築方面做了什麼功夫，”多拉說，大家通過新媒體平台表達意見，形成小小的輿論場，“意欲打造成韓寒的公共號那樣”。
“我們成長的記憶附麗於這座城市的一街一巷，一情一景，家常菜裡總少不了一碟醬油炒蝦，我們的夏天擁有海水和長灘。街頭賣牛雜的小販推著一個長方形木箱狀的小車，用細鐵絲串著的牛腸牛肺牛腩在瓦鍋裡滾燙……”微信推送的這一段話，勾勒了大家對湛江的想像。
此外，電子雜誌《我地》也是傳播理念重要的手段。創刊號於2012年9月推出，51頁，內容豐富。除常規介紹湛江本土歷史、文化建築外，還配有福州、汕頭、深圳等地的文化保育團隊的長篇訪談，也有評價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的文章、陳平原文章（節選）。 《我地》意圖打造成為一本有湛江本土情懷的城市文化讀物，開拓視野。在大學期間擔任過校園媒體多拉，為《我地》寫了不少文章，不遺餘力。第二期雜誌密鑼緊鼓籌備中。
“我之所以採訪汕頭地圖創作者，初衷是讓湛江人知道，不只有在廣州、深圳、香港這類發達的城市才會有文化保育，就像汕頭，雖不是省會城市，但他們會珍惜歷史。有自身的文化共同體。反觀湛江，雖然有雷州半島的雷文化，但大湛江地區沒有明確的湛江文化，缺乏文化認同感。”多拉說，“另外，從經濟層面講，二三線城市都會遇上背井離鄉出外發展的問題，很多人出去後就回不來了。”
廣州青年會館，路漫漫其修遠兮。
2、佛山口述史小組：與推土機賽跑
“參加這個展覽前，我沒聽說廣州灣青年會館。感覺他們團隊挺有活力。” 佛山口述史小組負責人姚遠說。作為展覽鄰居，佛山口述史小組把自己的保育成果濃縮為一個遊戲，觀眾循著門牌、照片、人物按圖索驥，拼湊出一份“社區詠春名人圈”。
創建佛山口述史小組這個團隊之前，姚遠已有四年多的保育經驗。他曾經是佛山市文化志願者服務總隊（也稱作民間文化志願者團隊）會員。這是一個成立於2005年，配合佛山市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的團隊，非遺專家與志願者們參與非遺申報的工作。姚遠尋訪過祠堂、老村落，拍攝過陶瓷、剪紙、香雲紗、石灣的公仔雕塑、舞獅活動等傳統工藝。
對蘇州人姚遠而言，這是一個建立佛山文化認同感的過程。他起初覺得廣東這地方沒什麼文化，直到接觸的慢慢加深，“才發現佛山了不起”。佛山，東倚廣州，南鄰港澳，是廣東省第三大城市。文化底蘊深厚，崇文尚武，培育出黃飛鴻、葉問等武術大家，電影《黃飛鴻》、《一代宗師》便是以此為背景展開拍攝。
姚遠遇上了自己的貴人。他結識了來自中山大學的幾名人類學博士和年輕學者，得到了來自廣東的學術和技術支援。 “從一開始空有一個好的願望，卻既不知道應如何拍紀錄片，也不知怎麼來和人們打交道，到跟著這些專業人士一起去走田野，學習讓別人接受的觀察和提問方式，比如對界石、門牌、不同的窗戶、門的結構的關注，而漸漸找到一些路子。”姚遠認為，廣州距離近是團隊的一個天然優勢，他除向恩寧路小組取經之外，還到中大人類學系旁聽，充實自身在舊城文化保育中的社會學、建築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
這個時候，姚遠迎面撞上佛山史上規模最龐大、影響人群最廣和老街道最集中的舊城改造———原佛山名鎮項目。
2010年8月21日，時任禪城區委書記劉宏葆宣布，啟動“佛山名鎮”的項目（現更名為“蓮花路—昇平路街區改造”）。他要把北到中山公園，南到塔坡、祖廟大約2 .2平方公里的範圍，打造成不輸“清明上河圖”的街區。譬如重建明清時期的建築，又如在昇平路的原址重建佛山大戲院(即清平戲院，1976年拆除)。
重建舊址，意味著拆掉現址。汾寧古道、百年老街昇平路、筷子路很快就遭遇推土機的命運。 “2011年初，佛山口述史小組伴隨著大規模拆遷而成立。”姚遠說。
佛山口述史小組同時間和挖機賽跑。致力於佛山歷史文化保育，以佛山老城舊街為田野點，以圖片、文字、影音為載體，記錄並重塑佛山城市記憶。成員多半在25歲至35歲之間，都是來自不同行業的普通市民，有會計、銀行職員、培訓師、塗鴉師、人類學博士、物流人員。他們基於文化保育的熱情而聚集在一起。這時，佛山除有民間文化志願者、佛山口述史小組外，還有“發現大佛山”的暴走小組，會員有幾百人。
目前為止，口述史小組做了詠春口述史、筷子昇平片區街道史及留住仁壽情等一系列的項目。昇平街便是團隊口述的重心。昇平街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商業街，佛山的一個重要商業發源地。早在明清時代，這裡就已經是萬商雲集的地方，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騎樓下一個個商舖、茶樓、手工作坊，記錄著這個城市昔日的商貿榮耀。現在住著不少老街坊。
“片區裡面的人，他們在這世代居住了很久的一些事，他們很難割捨這個地方。”姚遠說，在拆遷得已經很亂了的時候，有些老人家還是鬧著要回家住，有些甚至因此而鬱鬱寡歡，溘然長逝，這樣悲劇經常發生。在姚遠看來，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盡量地去記錄，讓後輩們至少能從影像和口述歷史材料裡窺得故園的模樣。
每到週六週日，昇平街巷裡，這群舉著攝像機、照相機，拿著錄音筆和小本子的年輕人，便出現在街坊們眼前。在他們的“掃街”過程中，被採訪的對象達60多人，包括向前街的李潤金老人、聯伯，佛山太極宗師區榮鉅（已故），和記牛雜呂姓大姐，源頭街許姓（海天醬油廠創辦人的後代），古洞街倫佳（詠春拳葉問弟子），沙塘坊八十多歲的秦婆婆等。姚遠把這些攝影、口述，拍攝成《記住我們的小巷》、《拿起DV整理記憶———筷子路昇平路一帶口述歷史》短片，上傳到當地網站，廣獲好評。
“廣州灣用到微信的傳播方式，值得借鑒。而佛山口述史小組善於項目運作，在申請項目資金非常有心得，這對於其它團隊或者計劃來說,都是很值得學習。”《保育之匙2》策展人、藍田計劃發起人莫夜說。
去年夏天，口述史小組參加佛山首屆公益慈善項目大賽，詠春口述史項目贏得第一名，獲贊助10萬元。這是一項針對佛山詠春人物開展訪談記錄和詠春記憶梳理，以口述史形式記錄和重塑佛山詠春的發展軌跡、探討技法差異的項目。解決了大多數民間保育團隊差錢的問題後，姚遠換了部單反相機，買了一支專業的錄音筆。小組即將展開一項名為“佛山本土武術口述歷史”的新計劃。
姚遠曾用一年時間、斷續拍攝一部將近五分鐘的紀錄短片《四美陳公祠重修記》。短片記錄了2010年九江村民重修四美陳公祠場景，對門匾、石基、房檐等各種細節的特寫，展現祠堂走過的風雨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他和小組成員們翻查了很多資料，和一些古建築專業的老師及當地人都有過不少探討。
拍攝過程中並不一帆風順，並不是全部東西都能放進短片裡。 “比如他們討論祠堂的名字，到底是相信外姓人還是本姓人？再如有人認為，一旦不修葺慢慢荒廢變成政府的房地產等，這些討論他們不希望被公開。”短片出街後，姚遠拿到當地祠堂播放，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同。甚至有專家誇讚，歷史如果不經過他們這樣記錄，有些東西便不能知道是怎麼來的。 （可刪）
對於佛山口述史小組等二三線城市的保育小組，曾經採訪過姚遠的南都記者安小慶有著這樣的擔憂，“在拆遷速度面前，二三線保育小組因為專業能力、動員能力、成果生產能力都比廣州要弱很多，所以在他們緩慢艱難成長的時候，舊城的容量在劇烈減小，可訪談可追踪的對像也在急劇消散，這對他們是很不利的。”她表示，佛山拆遷非常惡劣，民怨沸騰，“儘管媒體一直在寫在爭，但是迫於工程爛尾的壓力，很多歷史文化名城範圍內的街區都在被強拆。”
“我們現在所做的保育工作，可能還只有保，育並沒有做到。希望日後能進入社區，然後大家一起來聊，共同完成口述歷史。”姚遠意識到，文化保育最終是為了承傳，公眾傳播是最終歸宿。但令姚遠力不從心的，更多是人手的缺乏。小組成員都是兼職人員，包括姚遠自己，時常會受到本職工作的影響，顧不過來。姚遠的電腦上，還有不少採訪完卻未處理的口述史，文字未整理、視頻沒剪輯。
【他山之石】
香港油麻地活化廳：藝術走進社區
“在香港，如果你說搞保育，會讓某些人反感。你出於好意保育一棟樓，它最後卻變成地產項目。”油麻地活化廳核心成員葉浩麟告訴南都記者。這句話並不是空穴來風，“保育鼻祖”香港自有它的解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葉蔭聰告訴南都記者，保育一詞最初由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提出，官方定義為“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但這個詞經過民間、政府共用，大家在理解上面有所不同。 “比如在2003至2007年，文化保育產生熱潮，但同一時間政府在政策和製度上的改變卻很少。2007年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政府提出了好幾輪活化歷史建築的計劃，但由於製度上沒有改變，這些項目跟一些大的商界或著名的NGO合作，跟草根團體的聯繫卻很微弱。比如說灣仔的和昌大押，尖沙咀的1881（前水警總部），都被認為是過度商業化，沒有公共面向，公眾無法使用，歷史價值也有所下降，因此受人詬病。”
香港現有數十個文化保育團體。最老牌的是在八十年代建立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長期關注香港的歷史建築的保存；另外還有中西區關注組、政府山關注組、灣仔藍屋計劃、H15的關注組等。另外，近年香港的公民意識日漸提升，藝術往往成為一種推動本土運動的方法，油麻地活化廳也是從這種脈絡下發展出來。油麻地活化廳頻密的活動，吸引不少香港以外的文藝界人士參觀。
“從身邊做起，主動融入社區、融入生活。”這是廣州詩人浪子對油麻地活化廳的印象。 7月20日，浪子與大陸策展人王林、朱其，香港漫畫家阿平參觀活化廳，“馬來西亞吉隆的藝術家為我們講解'茨廠街小區藝術計劃'，當天適逢還是每月街坊美食會，附近的居民各自在家中製作好各式熱菜涼菜、點心、水果沙律等，帶到活化廳與大家分享。我們亦興致勃勃地參與了這種分享的美好。”
置身於油麻地上海街活化廳，是一個由十多位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共同營運的非牟利藝術組織，自2009年成立起，活化廳每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簡稱藝發局）40萬港元的資助。油麻地是一處充滿本土特色卻又遭逢變遷、逐漸老化的社區，活化廳以外，還有文藝綠洲之稱的電影中心及Kubrick書店。是不少文藝潮青蹓躂之地。
活化廳結合草根街坊基調與生活化的當代藝術，通過藝術觸碰社會議題。主要活動分為三大類：專題計劃，按特定主題的加以研究探索的專題計劃，並由不同的策展人推行；永不落空計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小區／藝術活動（講座、放映會等），讓街坊持續參與；互撐項目，作為小區資源的活化廳鼓勵任何人主動參與，歡迎小區團體與藝團洽談合作。 2012年起，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活化報》，鼓勵街坊投稿，記錄大小議題。
“我們有一個《駐場計劃》，邀請花牌師傅黃乃忠經常在活化廳教人扎花牌，讓市民有機會近距接觸獨特花牌傳統。一個月前有外國藝術家向黃師傅學習，再運用到自己創作中。”葉浩麟說。黃乃忠曾因市區重建而被迫遷而進行上訴與堅持留守，曾被董啟章、梁文道等文化人撰文成為香港保育運動中的重點人物。
核心成員之一、藝術家方韻芝加入活化廳已有兩年，她見到區內廚餘和食物浪費的問題，便通過實地訪問，收集許多坊間處理剩食的貼士，製作一冊《油麻地剩食圖鑑》，還在活化廳舉辦同名展覽。方韻芝表示，“剩食不再是垃圾，只不過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比如每日用剩下的檸檬皮可以製作成天然清潔劑；過期水果可以堆肥，製作有機肥料。另外，她也嘗試用回收的剩食種植食物。在街坊幫助下，她在活化廳的天台菜園成功種出白菜、番茄、秋葵、薄荷、火龍果等食物。
明年起不再獲藝發局資助
上月30 日《主場新聞》報導稱，活化廳不再獲得藝發局資助，藝發局也不再批准活化廳繼續營運上海街視藝空間。該址或將交予戲劇與小區藝術工作者莫昭如運作。這一消息在活化廳炸開了鍋。 “大家知道這個消息都很失望。如同剛開始萌芽，就失去土壤。”葉浩麟告訴南都記者。
據悉，香港政府每年用於推動文化藝術的公共開支超過30億港元，除了為主要表演藝術團提供3億港元的經常性贊助外，也通過藝術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支持中小文藝團體，每年經費超過2億港元。成立於1995年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是港府指定的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
“每年6月或12月份，藝發局就會在網站公開今年的資助計劃，號召藝術團體去申請，你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計劃書，之後便會有審批員過來考察，還會有面試，然後通過打分排名，決定是否得到該計劃的資助。”方韻芝此前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表示。據了解，活化廳接受資助期間，每次演出或活動都必須事先知會藝發局，他們當天派審批員過來參與，寫藝評報告。除活化廳外，“進念?二十面體”、“香港話劇團”、“香港管弦樂團”曾獲資助。
隨年月積累，活化廳的小區關係經已與小區緊密扣連，被《主場新聞》稱讚為“小區藝術的最佳例子之一”。無論是每天茶完飯後來涼冷氣的老伯，?嘩鬼叫放學就來畫畫塗鴉的南亞小朋友，夾著半鹹淡廣東話拉著職員一吐家中不快事的新移民主婦，又或是，小區組識借用開會的地方。鄰居不時上門聊天同樂。與其說活化廳是一個藝術空間，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座裡民活動中心。
明年不再獲藝發局資助的活化廳，將何去何從？葉浩麟稱具體去向“暫時商議中。”他們始終有一個願景，未來，期望繼續深化街坊參與，使其從受眾過渡至主導，街坊能自發發起某些活動，“自發的能量正正是小區、藝術所樂於達至的目標。”
【專家解讀】
“文化保育何為？”之演變
葉蔭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著有《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
保育在台灣
“保育”一詞可以說是由香港發明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政府提出了保育這個概念，原本是指對歷史建築的保存，之後在民間，保育這個概念也逐漸被擴大，到了“文化保育”的層面，即不再受限於對於特定歷史建築的保留，尺度擴大到了整個社區，甚至是一些非物質的東西。在台灣則稱作“歷史保存”；而英文通常稱作historical preservation，意思就是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保護下來。
台灣比起香港，要早十多年開始文化保育。隨著台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民主化的進程，文化也開始本土化，許多的方面有了本土的轉向。最明顯的是，政府、民間都投放了很多資源對地方文化進行建設和保存。除了保存歷史建築，還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營造涉及如何參與地方的規劃和文化保存，出現了許多文史工作室。甚至會影響到政府的政策。許多人到台北會覺得台北不夠現代化，不如北京、上海，它其實保存了非常多的歷史建築。因為在台灣，如果想要拆除一棟舊建築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傳入大陸
廣東地區因為比較靠近香港，一些人或者團體知道香港有“保育”這個概念，拿了來用。在我的觀察裡面，這些團體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比在香港的時候使用的更加廣泛。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相對較少文化保育團體，比較大的事件是九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民和文人爭取保留天津市的舊城建築，其中一個參與者就是作家馮驥才。近幾年，整個大陸出現明顯的變化，對於文化保育的訴求和需求增強，尤其是廣東地區。他們就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樣，每個人都嘗試在自己的位置為文化保育做一些事情。
我認為香港和廣東地區許多文化保育團體的發展相差不遠，大多都還在摸索階段。正由於文化保育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運作上更加能夠讓很多人把自己對於文化的理解和想法灌注下去。如果要將兩地進行類比，對政策和製度的改動較小。相對於勞工團體或某些環保團體，文化領域存在的空間大些許。譬如恩寧路團體向政府施壓，政府會在一片很大的重建區保留幾棟歷史建築，哪怕很少很少。香港相對大陸來說功效又大些。
多為年輕人
參與保育工作大多是80後的年輕人，他們對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有濃烈興趣。這涉及到文化理念的問題。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經歷了過去急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現在出現一個“尋根”的過程，想找回這個社會、這個群體的根本性的東西。這個過程往往會在歷史建築或者文化保育活動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舉個例子，很多人都對民國的事情非常感興趣，產生“民國熱”。我遇到過一群江門的年輕人，他想爭取保留一間民國時期建立的一間中學，他們從來沒有在那間中學讀過書，只是作為江門人很想知道那一間建築究竟是什麼。這個過程中最有趣的是，有一種代際的差異和衝突在其中，他們很想去保護一種他們沒有經歷過卻跟他們有關係的事物，這不是純粹的一種回憶，而是一種文化的想像。
采寫：南都記者陳曉勤
實習生蘇嘉穎 餘陽 吳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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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哥特式教堂的照片，右下角有個二維碼，“掃一掃”，湛江這座廣東沿海城市百年的歷史故事就撲面而來。 “提起湛江就想到湛江雞，沒想到它原來是歷史上的廣州灣。無意探秘了一段新旅程。”參觀者說。
以上一幕發生在展覽“保育之匙2”上，該展覽展出藍田計劃(廣州)、佛山口述史小組(佛山)、廣州灣青年會館(湛江)等廣東省內文化保育團隊的項目成果。
近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興建摩天大樓與保護古老建築之間的矛盾甚囂塵上，全國各地誕生了數個民間文化保育計劃或團隊。放眼廣東，省會廣州有“藍田計劃”、恩寧路小組等，而珠三角、粵西、粵東的二三線城市也陸續出現諸如佛山口述史小組、新會文化會館、廣州灣青年會館、汕頭手繪地圖等由年輕人組建的文化保育團隊。
“二三線城市出現保育是個挺有趣的現象。”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一書的作者葉蔭聰告訴南都記者，文化保育很重要的一點是草根性，不只在大城市發生。 “每個人從小的地方開始講自己的歷史，歷史更紛繁、多面化，這意味著衝擊了以往由官方修訂的歷史。”
究竟廣東二三線城市的文化保育團隊有著怎樣的保育之道？這群人身上又有怎樣的故事？文化保育的鼻祖香港又有何經驗值得借鑒？本文以廣州灣青年會館、佛山口述史小組、香港油麻地活化廳為例，為你揭秘。
1、廣州灣青年會館：從尋找城市記憶開始
去年5月，一組“湛江鋼鐵項目獲批，市長親吻寶文件慶祝”的照片傳遍大江南北。湛江，這座粵西城市霎時備受關注。
湛江，舊時稱廣州灣（法語：Kouang-Tchéou-Wan），1899年11月，法國與清政府簽訂《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租借湛江40餘年，對外貿易曾繁盛一時。如今，當地留有大量法式建築，街道上的古井和上百年的法國楓樹，愛國資本家興建的建設旅店，哥特式的維多爾天主教堂等，佐證了曾經的歷史變幻。
2011年，廣州灣青年會館誕生。顧名思義，這是一群出生於湛江的年輕人、為了尋找湛江城市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而成立的組織。
“起初只是幾個高中同學想做場攝影展玩玩，作為大學畢業禮物。沒想到消息發布後，大家投稿熱情高漲，收到200張照片。”廣州灣青年會館發起人“多拉”表示。 “尋城記”順利在廣州灣攝影展在深圳舉辦，展出了40張湛江老建築的照片。 “對比起同期開放的通商口岸青島、廈門、上海，廣州灣歷史在中國近代史的中相關的研究成果是很少，我很好奇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段歷史的空缺。”多拉說。
25歲的多拉，畢業於深圳大學經濟系。 “多拉”是暱稱，因為自小愛看日本機器人動畫片《黃金勇者》，更愛男主角里贊多拉，初中的小伙伴們就這樣叫他。在多拉外公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每日陪外公飯後在湛江的老城區赤坎區散步，聽外公講赤坎的變化與遺留。他還找來梁政海的《南天舊影》、前湛江市博物館副館長葉彩萍的《廣州灣記憶——近代建築篇》的書，系統認識這片出生地的歷史。
多拉第一次接觸到“保育”的概念，緣於香港天星碼頭事件。 2006年香港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中，政府把有48年曆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及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拆卸作道路和商廈用途，此舉引發香港部分民間團體和市民不滿，引爆大規模上街遊行。天星碼頭無疑是香港保育運動的進程裡一個重要符號。
“這個事情告訴了我什麼叫做一個城市的記憶。每個城市肯定有其標誌物與故事，天星碼頭只是香港的事，其他人也可以思考自己城市。”多拉說。無獨有偶，這一年年底，廣州低調推行首個舊城改造項目，意欲拆除恩寧路。香港的經驗或多或少刺激了廣州民意，廣州紛紛成立恩寧路學術關注組、廣州舊城關注組、荔枝會館等以80後為主的文化保育群體，為保護恩寧路而抗衡。六年過去了，原先的“基本全拆”的思路為“基本保護”的思路所取代。
多拉很希望家鄉有一支固定的文化保育團隊，不只是辦攝影展。 “我對成員們提出想法時，有人覺得很值得做，也有人怕興趣變負擔。我的反應是，夢想總是伴隨著責任，就盡力說服不同意的人。”除了發起人多拉外，廣州灣青年會館創建團隊還有4位重要成員，用多拉的話形容是他們各有所長，屬於“中產階級，有穩定工作，經濟獨立。”
譬如，曾在旅遊機構、傳媒公司工作的CC剛被推舉為館長，理由是衝勁十足、有想法，人脈資源廣泛；韋華是個“技術工”，負責新媒體工作；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研究生蘭豬是個“學術女”，提供學術方面的顧問及指導；畢業於中山大學新聞系的阿倫負責電子雜誌《我地》的主編工作。如今，核心成員發展至11個，會館逐步壯大。
三年來，這群人從當初只是單純希望辦一場懷念家鄉的影展，“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到成立廣州灣青年會館，再到創辦湛江本土文化讀物《我地》，再到現在謀劃的會館實體店——從懷念到行動，這戲碼變成了“中國合夥人”。
“尋城記”廣州灣攝影展一站接一站，從深圳，湛江，到現在的廣州，下一站是香港。 “如今在廣州展出的《保育之匙2》，這是我們第一次正式接觸外界。”廣州灣青年會館館長CC表示，並不像前輩藍田計劃實踐下鄉那麼深入，廣州青年會館尚處於保育的第一步，尋回廣州灣的歷史、在思想上引導保育是他們的願景。
團隊定位清晰。他們不會過問寶鋼落戶湛江這個備受爭議的項目，無謂以卵擊石。 “湛江有環境保育的民間團體，他們會有更多專業背景去關注這方面的事情。我們希望專注在歷史文化保育。”多拉解釋。保護五號古碼頭便是一例。
今年7月底，湛江赤坎區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古碼頭遺址五號古碼頭被拆，激起民憤。廣州灣青年會館聯同另一個團體廣州灣研究會的專家通力合作。廣州灣研究會今年才成立，是一跨行業的文化保育組織，研究會成員有來自湛江日報社、湛江黨史辦、文化局的專家，甚至有湛江師範學院的教授，平均年齡50歲，不擅長電腦。
青年會館利用新媒體，在網上傳播“古碼頭是重要的歷史文化見證不應拆除”的消息，廣州灣研究會則對湛江晚報、電視台曝光。很快，輿論壓力像滾雪球般湧向政府，街道以及文化部門及時出面製止這場拆遷。可古碼頭已被拆得剩下四面牆。
多拉常被問人到，為什麼要保育？古碼頭一事讓他對保育有了自己的結論。 “湛江政府出台歷史文化街區規劃，把古碼頭列入重要項目'湛江人文一日遊'的核心線路。但建築太多，破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即使不破壞，丟空它，自然日月風化，本身也是一種破壞。”究竟怎樣才是行之有效的保育？他希望向台灣、香港取經。 “譬如香港歷史建築活化夥伴計劃，（政府把）保護的建築開放給香港的機構、社團，讓大家投票，商討怎樣把建築改造成與現代城市融合在一起，這個模式挺吸引人。'保護'只是保留下來，與城市居民斷了線；'保育'是保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
廣州灣青年會館擅於利用互聯網造就影響力，通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台傳播理念，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們所從事的文化保育工作。 “不少湛江人，尤其是在外的年輕人，通過我們的平台了解湛江政府、民間在保護古建築方面做了什麼功夫，”多拉說，大家通過新媒體平台表達意見，形成小小的輿論場，“意欲打造成韓寒的公共號那樣”。
“我們成長的記憶附麗於這座城市的一街一巷，一情一景，家常菜裡總少不了一碟醬油炒蝦，我們的夏天擁有海水和長灘。街頭賣牛雜的小販推著一個長方形木箱狀的小車，用細鐵絲串著的牛腸牛肺牛腩在瓦鍋裡滾燙……”微信推送的這一段話，勾勒了大家對湛江的想像。
此外，電子雜誌《我地》也是傳播理念重要的手段。創刊號於2012年9月推出，51頁，內容豐富。除常規介紹湛江本土歷史、文化建築外，還配有福州、汕頭、深圳等地的文化保育團隊的長篇訪談，也有評價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的文章、陳平原文章（節選）。 《我地》意圖打造成為一本有湛江本土情懷的城市文化讀物，開拓視野。在大學期間擔任過校園媒體多拉，為《我地》寫了不少文章，不遺餘力。第二期雜誌密鑼緊鼓籌備中。
“我之所以採訪汕頭地圖創作者，初衷是讓湛江人知道，不只有在廣州、深圳、香港這類發達的城市才會有文化保育，就像汕頭，雖不是省會城市，但他們會珍惜歷史。有自身的文化共同體。反觀湛江，雖然有雷州半島的雷文化，但大湛江地區沒有明確的湛江文化，缺乏文化認同感。”多拉說，“另外，從經濟層面講，二三線城市都會遇上背井離鄉出外發展的問題，很多人出去後就回不來了。”
廣州青年會館，路漫漫其修遠兮。
2、佛山口述史小組：與推土機賽跑
“參加這個展覽前，我沒聽說廣州灣青年會館。感覺他們團隊挺有活力。” 佛山口述史小組負責人姚遠說。作為展覽鄰居，佛山口述史小組把自己的保育成果濃縮為一個遊戲，觀眾循著門牌、照片、人物按圖索驥，拼湊出一份“社區詠春名人圈”。
創建佛山口述史小組這個團隊之前，姚遠已有四年多的保育經驗。他曾經是佛山市文化志願者服務總隊（也稱作民間文化志願者團隊）會員。這是一個成立於2005年，配合佛山市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工作的團隊，非遺專家與志願者們參與非遺申報的工作。姚遠尋訪過祠堂、老村落，拍攝過陶瓷、剪紙、香雲紗、石灣的公仔雕塑、舞獅活動等傳統工藝。
對蘇州人姚遠而言，這是一個建立佛山文化認同感的過程。他起初覺得廣東這地方沒什麼文化，直到接觸的慢慢加深，“才發現佛山了不起”。佛山，東倚廣州，南鄰港澳，是廣東省第三大城市。文化底蘊深厚，崇文尚武，培育出黃飛鴻、葉問等武術大家，電影《黃飛鴻》、《一代宗師》便是以此為背景展開拍攝。
姚遠遇上了自己的貴人。他結識了來自中山大學的幾名人類學博士和年輕學者，得到了來自廣東的學術和技術支援。 “從一開始空有一個好的願望，卻既不知道應如何拍紀錄片，也不知怎麼來和人們打交道，到跟著這些專業人士一起去走田野，學習讓別人接受的觀察和提問方式，比如對界石、門牌、不同的窗戶、門的結構的關注，而漸漸找到一些路子。”姚遠認為，廣州距離近是團隊的一個天然優勢，他除向恩寧路小組取經之外，還到中大人類學系旁聽，充實自身在舊城文化保育中的社會學、建築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
這個時候，姚遠迎面撞上佛山史上規模最龐大、影響人群最廣和老街道最集中的舊城改造———原佛山名鎮項目。
2010年8月21日，時任禪城區委書記劉宏葆宣布，啟動“佛山名鎮”的項目（現更名為“蓮花路—昇平路街區改造”）。他要把北到中山公園，南到塔坡、祖廟大約2 .2平方公里的範圍，打造成不輸“清明上河圖”的街區。譬如重建明清時期的建築，又如在昇平路的原址重建佛山大戲院(即清平戲院，1976年拆除)。
重建舊址，意味著拆掉現址。汾寧古道、百年老街昇平路、筷子路很快就遭遇推土機的命運。 “2011年初，佛山口述史小組伴隨著大規模拆遷而成立。”姚遠說。
佛山口述史小組同時間和挖機賽跑。致力於佛山歷史文化保育，以佛山老城舊街為田野點，以圖片、文字、影音為載體，記錄並重塑佛山城市記憶。成員多半在25歲至35歲之間，都是來自不同行業的普通市民，有會計、銀行職員、培訓師、塗鴉師、人類學博士、物流人員。他們基於文化保育的熱情而聚集在一起。這時，佛山除有民間文化志願者、佛山口述史小組外，還有“發現大佛山”的暴走小組，會員有幾百人。
目前為止，口述史小組做了詠春口述史、筷子昇平片區街道史及留住仁壽情等一系列的項目。昇平街便是團隊口述的重心。昇平街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商業街，佛山的一個重要商業發源地。早在明清時代，這裡就已經是萬商雲集的地方，四通八達的水路交通，騎樓下一個個商舖、茶樓、手工作坊，記錄著這個城市昔日的商貿榮耀。現在住著不少老街坊。
“片區裡面的人，他們在這世代居住了很久的一些事，他們很難割捨這個地方。”姚遠說，在拆遷得已經很亂了的時候，有些老人家還是鬧著要回家住，有些甚至因此而鬱鬱寡歡，溘然長逝，這樣悲劇經常發生。在姚遠看來，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盡量地去記錄，讓後輩們至少能從影像和口述歷史材料裡窺得故園的模樣。
每到週六週日，昇平街巷裡，這群舉著攝像機、照相機，拿著錄音筆和小本子的年輕人，便出現在街坊們眼前。在他們的“掃街”過程中，被採訪的對象達60多人，包括向前街的李潤金老人、聯伯，佛山太極宗師區榮鉅（已故），和記牛雜呂姓大姐，源頭街許姓（海天醬油廠創辦人的後代），古洞街倫佳（詠春拳葉問弟子），沙塘坊八十多歲的秦婆婆等。姚遠把這些攝影、口述，拍攝成《記住我們的小巷》、《拿起DV整理記憶———筷子路昇平路一帶口述歷史》短片，上傳到當地網站，廣獲好評。
“廣州灣用到微信的傳播方式，值得借鑒。而佛山口述史小組善於項目運作，在申請項目資金非常有心得，這對於其它團隊或者計劃來說,都是很值得學習。”《保育之匙2》策展人、藍田計劃發起人莫夜說。
去年夏天，口述史小組參加佛山首屆公益慈善項目大賽，詠春口述史項目贏得第一名，獲贊助10萬元。這是一項針對佛山詠春人物開展訪談記錄和詠春記憶梳理，以口述史形式記錄和重塑佛山詠春的發展軌跡、探討技法差異的項目。解決了大多數民間保育團隊差錢的問題後，姚遠換了部單反相機，買了一支專業的錄音筆。小組即將展開一項名為“佛山本土武術口述歷史”的新計劃。
姚遠曾用一年時間、斷續拍攝一部將近五分鐘的紀錄短片《四美陳公祠重修記》。短片記錄了2010年九江村民重修四美陳公祠場景，對門匾、石基、房檐等各種細節的特寫，展現祠堂走過的風雨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他和小組成員們翻查了很多資料，和一些古建築專業的老師及當地人都有過不少探討。
拍攝過程中並不一帆風順，並不是全部東西都能放進短片裡。 “比如他們討論祠堂的名字，到底是相信外姓人還是本姓人？再如有人認為，一旦不修葺慢慢荒廢變成政府的房地產等，這些討論他們不希望被公開。”短片出街後，姚遠拿到當地祠堂播放，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同。甚至有專家誇讚，歷史如果不經過他們這樣記錄，有些東西便不能知道是怎麼來的。 （可刪）
對於佛山口述史小組等二三線城市的保育小組，曾經採訪過姚遠的南都記者安小慶有著這樣的擔憂，“在拆遷速度面前，二三線保育小組因為專業能力、動員能力、成果生產能力都比廣州要弱很多，所以在他們緩慢艱難成長的時候，舊城的容量在劇烈減小，可訪談可追踪的對像也在急劇消散，這對他們是很不利的。”她表示，佛山拆遷非常惡劣，民怨沸騰，“儘管媒體一直在寫在爭，但是迫於工程爛尾的壓力，很多歷史文化名城範圍內的街區都在被強拆。”
“我們現在所做的保育工作，可能還只有保，育並沒有做到。希望日後能進入社區，然後大家一起來聊，共同完成口述歷史。”姚遠意識到，文化保育最終是為了承傳，公眾傳播是最終歸宿。但令姚遠力不從心的，更多是人手的缺乏。小組成員都是兼職人員，包括姚遠自己，時常會受到本職工作的影響，顧不過來。姚遠的電腦上，還有不少採訪完卻未處理的口述史，文字未整理、視頻沒剪輯。
【他山之石】
香港油麻地活化廳：藝術走進社區
“在香港，如果你說搞保育，會讓某些人反感。你出於好意保育一棟樓，它最後卻變成地產項目。”油麻地活化廳核心成員葉浩麟告訴南都記者。這句話並不是空穴來風，“保育鼻祖”香港自有它的解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葉蔭聰告訴南都記者，保育一詞最初由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提出，官方定義為“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但這個詞經過民間、政府共用，大家在理解上面有所不同。 “比如在2003至2007年，文化保育產生熱潮，但同一時間政府在政策和製度上的改變卻很少。2007年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政府提出了好幾輪活化歷史建築的計劃，但由於製度上沒有改變，這些項目跟一些大的商界或著名的NGO合作，跟草根團體的聯繫卻很微弱。比如說灣仔的和昌大押，尖沙咀的1881（前水警總部），都被認為是過度商業化，沒有公共面向，公眾無法使用，歷史價值也有所下降，因此受人詬病。”
香港現有數十個文化保育團體。最老牌的是在八十年代建立的“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長期關注香港的歷史建築的保存；另外還有中西區關注組、政府山關注組、灣仔藍屋計劃、H15的關注組等。另外，近年香港的公民意識日漸提升，藝術往往成為一種推動本土運動的方法，油麻地活化廳也是從這種脈絡下發展出來。油麻地活化廳頻密的活動，吸引不少香港以外的文藝界人士參觀。
“從身邊做起，主動融入社區、融入生活。”這是廣州詩人浪子對油麻地活化廳的印象。 7月20日，浪子與大陸策展人王林、朱其，香港漫畫家阿平參觀活化廳，“馬來西亞吉隆的藝術家為我們講解'茨廠街小區藝術計劃'，當天適逢還是每月街坊美食會，附近的居民各自在家中製作好各式熱菜涼菜、點心、水果沙律等，帶到活化廳與大家分享。我們亦興致勃勃地參與了這種分享的美好。”
置身於油麻地上海街活化廳，是一個由十多位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共同營運的非牟利藝術組織，自2009年成立起，活化廳每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簡稱藝發局）40萬港元的資助。油麻地是一處充滿本土特色卻又遭逢變遷、逐漸老化的社區，活化廳以外，還有文藝綠洲之稱的電影中心及Kubrick書店。是不少文藝潮青蹓躂之地。
活化廳結合草根街坊基調與生活化的當代藝術，通過藝術觸碰社會議題。主要活動分為三大類：專題計劃，按特定主題的加以研究探索的專題計劃，並由不同的策展人推行；永不落空計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小區／藝術活動（講座、放映會等），讓街坊持續參與；互撐項目，作為小區資源的活化廳鼓勵任何人主動參與，歡迎小區團體與藝團洽談合作。 2012年起，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活化報》，鼓勵街坊投稿，記錄大小議題。
“我們有一個《駐場計劃》，邀請花牌師傅黃乃忠經常在活化廳教人扎花牌，讓市民有機會近距接觸獨特花牌傳統。一個月前有外國藝術家向黃師傅學習，再運用到自己創作中。”葉浩麟說。黃乃忠曾因市區重建而被迫遷而進行上訴與堅持留守，曾被董啟章、梁文道等文化人撰文成為香港保育運動中的重點人物。
核心成員之一、藝術家方韻芝加入活化廳已有兩年，她見到區內廚餘和食物浪費的問題，便通過實地訪問，收集許多坊間處理剩食的貼士，製作一冊《油麻地剩食圖鑑》，還在活化廳舉辦同名展覽。方韻芝表示，“剩食不再是垃圾，只不過是放錯位置的資源。”比如每日用剩下的檸檬皮可以製作成天然清潔劑；過期水果可以堆肥，製作有機肥料。另外，她也嘗試用回收的剩食種植食物。在街坊幫助下，她在活化廳的天台菜園成功種出白菜、番茄、秋葵、薄荷、火龍果等食物。
明年起不再獲藝發局資助
上月30 日《主場新聞》報導稱，活化廳不再獲得藝發局資助，藝發局也不再批准活化廳繼續營運上海街視藝空間。該址或將交予戲劇與小區藝術工作者莫昭如運作。這一消息在活化廳炸開了鍋。 “大家知道這個消息都很失望。如同剛開始萌芽，就失去土壤。”葉浩麟告訴南都記者。
據悉，香港政府每年用於推動文化藝術的公共開支超過30億港元，除了為主要表演藝術團提供3億港元的經常性贊助外，也通過藝術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支持中小文藝團體，每年經費超過2億港元。成立於1995年的香港藝術發展局，是港府指定的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
“每年6月或12月份，藝發局就會在網站公開今年的資助計劃，號召藝術團體去申請，你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計劃書，之後便會有審批員過來考察，還會有面試，然後通過打分排名，決定是否得到該計劃的資助。”方韻芝此前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表示。據了解，活化廳接受資助期間，每次演出或活動都必須事先知會藝發局，他們當天派審批員過來參與，寫藝評報告。除活化廳外，“進念?二十面體”、“香港話劇團”、“香港管弦樂團”曾獲資助。
隨年月積累，活化廳的小區關係經已與小區緊密扣連，被《主場新聞》稱讚為“小區藝術的最佳例子之一”。無論是每天茶完飯後來涼冷氣的老伯，?嘩鬼叫放學就來畫畫塗鴉的南亞小朋友，夾著半鹹淡廣東話拉著職員一吐家中不快事的新移民主婦，又或是，小區組識借用開會的地方。鄰居不時上門聊天同樂。與其說活化廳是一個藝術空間，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座裡民活動中心。
明年不再獲藝發局資助的活化廳，將何去何從？葉浩麟稱具體去向“暫時商議中。”他們始終有一個願景，未來，期望繼續深化街坊參與，使其從受眾過渡至主導，街坊能自發發起某些活動，“自發的能量正正是小區、藝術所樂於達至的目標。”
【專家解讀】
“文化保育何為？”之演變
葉蔭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著有《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
保育在台灣
“保育”一詞可以說是由香港發明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政府提出了保育這個概念，原本是指對歷史建築的保存，之後在民間，保育這個概念也逐漸被擴大，到了“文化保育”的層面，即不再受限於對於特定歷史建築的保留，尺度擴大到了整個社區，甚至是一些非物質的東西。在台灣則稱作“歷史保存”；而英文通常稱作historical preservation，意思就是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保護下來。
台灣比起香港，要早十多年開始文化保育。隨著台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民主化的進程，文化也開始本土化，許多的方面有了本土的轉向。最明顯的是，政府、民間都投放了很多資源對地方文化進行建設和保存。除了保存歷史建築，還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現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營造涉及如何參與地方的規劃和文化保存，出現了許多文史工作室。甚至會影響到政府的政策。許多人到台北會覺得台北不夠現代化，不如北京、上海，它其實保存了非常多的歷史建築。因為在台灣，如果想要拆除一棟舊建築是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傳入大陸
廣東地區因為比較靠近香港，一些人或者團體知道香港有“保育”這個概念，拿了來用。在我的觀察裡面，這些團體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比在香港的時候使用的更加廣泛。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相對較少文化保育團體，比較大的事件是九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民和文人爭取保留天津市的舊城建築，其中一個參與者就是作家馮驥才。近幾年，整個大陸出現明顯的變化，對於文化保育的訴求和需求增強，尤其是廣東地區。他們就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樣，每個人都嘗試在自己的位置為文化保育做一些事情。
我認為香港和廣東地區許多文化保育團體的發展相差不遠，大多都還在摸索階段。正由於文化保育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運作上更加能夠讓很多人把自己對於文化的理解和想法灌注下去。如果要將兩地進行類比，對政策和製度的改動較小。相對於勞工團體或某些環保團體，文化領域存在的空間大些許。譬如恩寧路團體向政府施壓，政府會在一片很大的重建區保留幾棟歷史建築，哪怕很少很少。香港相對大陸來說功效又大些。
多為年輕人
參與保育工作大多是80後的年輕人，他們對沒有經歷過的歷史有濃烈興趣。這涉及到文化理念的問題。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大陸都經歷了過去急速的經濟發展過程，現在出現一個“尋根”的過程，想找回這個社會、這個群體的根本性的東西。這個過程往往會在歷史建築或者文化保育活動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舉個例子，很多人都對民國的事情非常感興趣，產生“民國熱”。我遇到過一群江門的年輕人，他想爭取保留一間民國時期建立的一間中學，他們從來沒有在那間中學讀過書，只是作為江門人很想知道那一間建築究竟是什麼。這個過程中最有趣的是，有一種代際的差異和衝突在其中，他們很想去保護一種他們沒有經歷過卻跟他們有關係的事物，這不是純粹的一種回憶，而是一種文化的想像。
采寫：南都記者陳曉勤
實習生蘇嘉穎 餘陽 吳俊賢